目前對于外灘踩踏事件的研究成果中，大部分學者是以政府，公民和媒體這三個利益相關者中的某一個作為研究角度切入的。一部分學者分析上海市政府在外灘踩踏事件中的危機處理方式，就政府如何更好地應對群體性突發事件建言獻策。另一部分學者著重分析對踩踏事件進行報道的傳統媒體、自媒體以及“上海發布”微博與微信這樣的政務新媒體，就如何更好地發揮媒體在突發性事件中的作用提出建議。從公民角度展開研究的學者較少，研究角度也各不相同。
從政府這一角度展開研究的作者中，華東師范大學的徐丹xú-dān（2016）在碩士學位論文《突發公共事件中政府媒介話語策略研究：以上海外灘踩踏事件為例》中認為，外灘踩踏事件中上海市政府媒介話語策略一共有四種：否認型策略、淡化型策略、重塑型策略和支援型策略，這幾種策略應當在危機事件的醞釀期、爆發期、處置期和平息期視情況針對性使用。 吳心遠（2015）在《突發事件，靠什么終結輿論追問？——以上海外灘踩踏事件輿情分析為例》一文中探討政府應當如何避免突發輿情中的矛盾激化和失控。他指出“（政府+媒體）-民眾”模式，即政府與媒體加強合作是輿情中實現民意引領和輿論引導的關鍵。 慕麗娜mù-lí-nà（2015）在《淺談群體性踩踏事件的預防與善后處置——上海外灘踩踏事件的反思》一文中分析了群體性災難事件的內在特點和發生原因，總結出針對這些事件的預防和善后處置方面的建議。 周建青（2015）在《突發事件中網絡新聞發言人發言策略探析——以上海外灘踩踏事件官方微博發布為例》一文中探討了突發事件中網絡新聞發言人的發言策略。他認為，突發事件中網絡新聞發言人應當有危機預警意識、注重話語修辭和要有人文情懷。 蔡志強（2015）在《從上海“踩踏事件”看危機決策》一文中，通過分析上海市政府在踩踏事件中的所做的決策，歸納出危機事件中的數項決策原則。 劉茜雯（2015）在《論行政父愛主義的正當性——基于上海外灘勇氣踩踏事件的思考》一文中提出，踩踏事件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給予了民眾過多自由，因此行政父愛主義是正當的。這篇文章通過分析一個突發事件得出行政父愛主義的正當性，難免有失偏頗，同時似乎也與很多主流觀點背道而馳。
從媒體角度展開研究的學者也不在少數。唐夢斐和王建成（2015）在《突發事件中政務微博辟謠效果研究——基于“上海外灘踩踏事件”的案例分析》一文中分析了外灘踩踏事件中政務微博的辟謠效果，認為應當在完善政務微博的辟謠策略的同時，從政務微博自身、粉絲受眾、新聞媒體、移動運營商、網絡大V、民間辟謠組織等多中心多主體出發，形成系統立體的辟謠格局。 曹然（2015）在《政府新聞發布與新興媒體在危機傳播中的表現與互動——以外灘踩踏事件中的“@上海發布”和“澎湃新聞”為例》一文中考察了政府新聞發布與新興媒體在危機傳播中的表現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他指出二者的有機互動有利于促進危機化解。 江西師范大學的王愚（2015）在其碩士論文《突發事件中的政務微博與政務微信對比分析——以“12.31”上海踩踏事件為例》中對比分析了踩踏事件中“上海發布”政務微博與微信的內容，提出了政務微博與政務微信“雙微”合璧的聯動機制。 王國華等（2015）在《突發事件中政務微博的網絡輿論危機應對研究——以上海踩踏事件中的@上海發布為例》一文中分析了“上海發布”微博在踩踏事件中的信息發布狀況與作用，認為微博這種新的技術手段只有在內在制度支撐下才能發揮效果，完備的突發性事件應對機制和周密國家頂層設計才是防范和化解網絡輿論危機的根本之道。
從公民角度進行研究的學者，主要著眼于有一定影響力的公眾人物。暨南大學的林偉韻（2015）在碩士學位論文《突發公共事件中微博意見領袖的社會網絡分析一一以“12 .31上海外灘踩踏事件”為例》一文中將外灘踩踏事件中的意見領袖進行分類，分析他們在危機事件中的不同作用，指出政府對待意見領袖的正確方式應當是“激勵、合作與引導”。文章的創新點在于使用了網絡田野觀察法。 張靜怡（2015）在《從上海踩踏事件看公民新聞中的利弊》一文中提出，媒體根據事件親歷者記錄的圖片和影像還原事發現場，進行跟蹤報道的，實現了公民新聞與專業新聞相結合的優勢互補局面。作者認為，建立把關人機制是促使公民新聞良性發展的有效方法。
也有的些學者并未著眼于突發事件中的某一參與主體，而是直接通過分析事件本身來得出校驗和教訓。如羅雪（2015）在《突發性公共安全事件的網絡謠言消解機制——以上海外灘踩踏事件為例》一文中，從媒體、受眾、政府三個角度出發，分析在突發性公共安全事件中如何防治網絡謠言。 這篇文章中的建議相對中肯有效，但對三個主體之間的聯動并未深入探討。這一類型的文章往往廣而不深，篇幅也很短，這里不多加討論。
通過梳理關于外灘踩踏事件的文獻，回顧分析外灘踩踏事件的相關資料，小組認為可以提出一個新的討論角度。觀察上海市政府對于外灘踩踏事件的應對、溝通，可以觀察到其意圖和效果之間，存在著較為鮮明的落差：政府試圖從傳統危機傳播管理的“單向信息控制”模式向“雙向互動”模式 進行轉變，然而取得的效果卻較為有限；落差中體現的傳播策略性不足，亟待進一步探索和修正。
本文中，我們將嘗試分析上海市政府在外灘踩踏事件中的應對、溝通措施及其“得”與“失”，就政府公共傳播如何把握新媒體時代的傳播特征與變化，更好地完成從“獨白”到“對話”的轉變提出建議。
這個時代不只是生意難做的一個時代，而且企業時不時的處于在一個危機的時代，公關我們隨時都得背著，搞不好下次危機的就是我們自己.
危機公關其實有很多方法，但是危機公關要我說態度還是最重要.
1 海底撈：鍋我背，錯我改、員工我養
2017 年 8 月，一度被視為餐飲界標桿的海底撈，因食品安全衛生問題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照片顯示，在海底撈廚房內老鼠鉆食品柜、火鍋漏勺掏下水道、員工將掃帚簸箕抹布與餐具一池清洗、洗碗機內部積累一層厚厚的油污……
在海底撈被爆出食品安全問題三個小時后，這家知名餐飲企業給出了一個堪稱“危機公關范本”的聲明。簡要概括為：“鍋我背、錯我改、員工我養”，引發又一輪輿論高潮。
2 惠普公司：“知錯就改、現金補償”
惠普在之前發布暗影精靈III代Plus游戲本時，官方宣傳中為了強調產品散熱效果，特別指出其采用雙風扇 5 根熱管的散熱設計。
但當不少消費者拿到手后發現此前被重點宣傳的 5 根散熱管，竟變成了 3 根，紛紛表示不滿。
惠普電腦官微發布聲明，將對 2017 年 8 月 1 日到 3 日在大陸地區購買了該產品的玩家進行補償，如果玩家選擇退貨的話，則根據實際購買價格提供 3 倍現金補償。這就是蠻好的公關手段，所謂的“知錯就改、現金補償”，這在很多國家、很多領域都是行得通的。
3 網易嚴選：借力打力，“網易嚴選退錢啦”
5 月 23 日，“最生活毛巾”發布了一篇公關檄文，《致丁磊：能給創業者一條活路嗎？》，人稱“毛巾哥”的創始人控訴網易嚴選的一款毛巾產品侵權。毛巾哥表示，網易嚴選違規侵權使用“G20 專供”字眼描述產品。
網易嚴選在第二天發文回應，文中闡述了ODM模式，表示毛巾原料和制造商和最生活毛巾的相同，因此并未侵權。同時，推送中扒了最生活抄襲黑歷史和其受雷軍投資的現況，避免輿論抨擊網易以大欺小。
一個誠懇的態度就容易讓負面繼續大肆宣傳，但是除了態度之外我們也需要一些手段去配合做危機公關
第一步：堵住信息根源
網絡上的信息，不是憑空而來的，每一條信息的背后，一定是有人在操縱。所以，處理負面信息最根本的方法是，從源頭入手，先找到信息發布者，把信息源頭堵住，再考慮善后的問題，否則，即使做再多的公關工作，也可能都是徒勞的。
第二步：進行正面澄清當然，并不是所有的負面信息都能從根源上解決，比如對于一些沒事找事、無中生有的，或者是與事實有出入的信息，我們完全可以勇敢面對，正面澄清。如果處理當得，不僅會消除所有的負面影響，甚至還會獲得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其實現在不少公司，已經把負面信息應用到推廣上面了。
第三步：刪除負面信息對于一些無法化解的矛盾和信息，只能刪除了。比如競爭對手惡意攻擊，故意編造虛假內容，此類信息通過前兩個步驟無法處理，只能刪除。不過這是下策，能不用則不用。刪除負面信息，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企業自行聯系負面信息所在平臺刪除;二是委托第三方機構幫忙刪除。
第四步：壓制負面信息當前面三步都無法處理掉信息，且負面信息太多、影響太大時，只能動用最后一招了——對負面信息進行壓制。簡單地說，就是通過一些技術手段，讓別人在搜索引擎中搜索相關關鍵詞時，使搜索結果頁中不出現負面信息(通常都是前三頁不出現即可)。雖然這個方法不能做到一勞永逸，但至少可以將負面影響降到最低。這個方法聽起來很高深，其實操作起來并不復雜，就是對SEM方法的具體運用。其核心策略是通過在一些權重高的第三方網站發布大量包含關鍵詞的正面信息來實現對負面信息的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