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天一生于1990年，伏牛堂創始人，北大法學碩士。今年四月，他寫的《我碩士畢業為什么賣米粉》在朋友圈廣為傳播，“碩士粉”一時成為熱詞。

　　以下為張天一的講話全文。

　　一、不想堵車才騎自行車

　　簡單的說我就是賣米粉的，我的店叫伏牛堂，今年4月4號成立。最早是由我和三位小伙伴，湊了10萬塊錢，找了高大上的環球金融中心的地下室的拐角，開了一家30平的、比路邊攤好一點的牛肉米粉店。到今天伏牛堂運作三個月，我們更好、更強大的朝外SOHO店也開起來了。三個月，我們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

　　首先團隊成員從原來的4個人變成了現在的14個人，以及場所由最早的30平方變成了現在的180平方。短短三個月，我們的人員翻了將近300%，場地面積翻了將近400%。我遍查人類發展史，達到這樣快速發展的組織好像只有一個，就是我們黨。所以目前來看，伏牛堂還是一個比較有前途的企業。

　　現狀看來比較風光，但不妨把鏡頭倒回三個月前，看看我們的苦逼歲月。我們是怎樣開始的？以及我們為什么要賣米粉？

　　說到賣米粉這個話題非常沉重，因為就在半年前，我還是一個應屆畢業生，面臨著找工作的問題，從來沒想過創業。我學金融法，工作去向很窄，苦逼的人去金融街，牛逼的人去投行。所以找工作時，我產生了兩個困惑。

　　第一，所有人都去投行搞金融，誰來搞實體？投行的錢投給誰？我發現現在不是項目招投資人，而是投資人追著項目跑，錢沒地方去。

　　第二，當所有人都去擠僅有的幾個選擇時，卻有大把的工作沒有人做。這就像我每天去伏牛堂上班，路過國貿時的一個場景：三環路上永遠在堵車。國貿是個好地方，大家都想去，可更有可能的結果，不是大家都到了這個好地方，而是都堵在了通往好地方的路上。

　　所以每天早上八點半，我最爽的一件事，就是騎著我的破二手自行車，慢悠悠把一輛輛奔馳、寶馬、豐田、本田甩在身后。創業對我而言，更像是一個被動選擇，我不想堵車，所以選擇騎自行車。我們是非主流創業者，被逼出來的，恐懼一種生活，所以選擇另一種生活。我們知道如果做不好，只能苦逼的回到不想過的生活上去。

　　這就是我創業的初衷。決定賣米粉時，心里壓力非常大。碩士畢業出來賣米粉，怎么跟老師、朋友、周圍人說？困惑很大，心理負擔也很大，幾宿幾宿地睡不著覺。直到有一天，我北大的導師吳先生給我講了一個50年代中國發生的事情。

　　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接見北京的一位掏糞工人。他是全國的勞模，當時劉少齊主席握著他的手說了一句這樣的話：“你我本無不同，只是分工有別，都是為人民服務。”這個故事是一個50后講給我這個90后聽的一個發生在50年代的故事，居然給了我非常大的觸動。他給我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一件再小的事，只要肯用心去做，做一輩子，最后都會實現你的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

　　二、別拿互聯網思維說事兒

　　很多人說伏牛堂是一個互聯網思維經營的米粉店，對于這種論調，我只有兩個字回應，呵呵。我們就是一個賣米粉的，最終吃到嘴里的就是一碗米粉。所以要澄清一下，我們是一個非常傳統的米粉店，雖然在今天這樣一個互聯網平臺上演講，但跟互聯網關系真心不大。

　　但是作為一群在互聯網時代從事傳統行業創業的年輕人，互聯網到底有沒有給我們帶來改變呢？這一點我不能否認，互聯網確實對我們的商業是有影響的，但僅局限于三點：

　　第一，借助互聯網吸引人流。我們只有10萬塊錢，10萬塊在北京找一個像樣的地方，搞裝修、搞風格，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找來找去最后找到環球金融中心地下室的拐角，一個沒有人敢接盤的地方。但是我們一看樂了，這就是我們要的地方，一流的商圈、十流的位置。我們相信互聯網可以給我們引來人流，所以愉快地選了這兒。

　　第二，借助互聯網精確找到消費者。湖南米粉在過去的一百年間，都沒有在北京打開過市場，因為它又油又辣，根本不是北方人的菜。包括今天也有很多人給我們伏牛堂提建議，說你的米粉太辣了、太油了等等，但是我的米粉依然是這么油這么辣。因為我清楚地知道，在這個互聯網時代，我能精準地找到北京大約30到40萬接受我這個口味的湖南人。我不需要滿足2000萬人的胃，我只需要堅持做我自己就好了。

　　第三，借助互聯網保持核心競爭力。傳統的餐飲是封閉、保守的，它全部的核心秘密在于廚房，廚房的核心秘密在于招牌菜的配方。可是對我們而言，我的廚房是開放、公平、包容的，伏牛堂的核心配方我們會以漫畫的形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訴大家，如果感興趣甚至可以來伏牛堂找我教你。我清楚地知道，既使我交了這個配方，明天我旁邊出現伏豬堂、伏雞堂、伏狗堂，但跟我們是不一樣的。因為我們真正的生機在于我們運營了三個月，我們有了8個QQ大群、3個微信大群，以及微博上這將近1萬人的湖南人的粉絲群體，這才是我們真正的核心競爭力。

　　這三點是互聯網對伏牛堂這樣一個傳統餐飲企業帶來的改變，但遠遠沒有到思維的層面上。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話總結互聯網對我們的影響，我總結了一句這樣的話：互聯網為我們4個一無所有的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在一無所有的時候堅持做自己的機會。要知道在傳統時代，一個人沒有資本，面對強大的社會與現實，要談自己、做自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但至少現在看起來，我們做到了。

　　三、需要的不是被改變 而是尊重和理解

　　做了三個月，最大的收獲在哪兒？我現在發現創業三個月，最大的收獲跟我在創業之初所預期的不太一樣。創業之初我懷著勃勃的雄心，想改造餐飲這個傳統行業，把它做大、做強，有更多店、融更多錢、招更多人。目前來看這些都做到了，但不是我最興奮的東西，我最興奮反而不來自于創業本身，來自于別的地方。

　　剛做伏牛堂時，只有我們4個合伙人。牛肉是我們自己切的，自己炒的，自己燉的；米粉是我們自己進貨、自己泡，自己發，自己煮。所有的工作都是自己做，所以在最開始創業時，我們有兩個身份。第一，創業者。第二，基礎的體力勞動者。我最大的收獲不是來自于創業，而來自于我們作為基礎的體力勞動者。

　　在從事基礎的體力勞動的過程中，我突然發現，我要跟很多以前接觸不到的社會的邊邊角角打交道，賣菜阿姨、垃圾房大叔、保安哥哥……跟這些人打交道，看到他們的生活狀態，會有一個震撼式的改變。那就是曾經你在進入這個行業時，你想改變世界的想法是錯的，因為對這個社會絕大多數人而言，他們需要的不是被改變，而是尊重和理解。

　　舉個例子，伏牛堂環球金融中心店的東南角是一個雞蛋灌餅攤，一家三口，大哥大姐還有一個不到10歲的小妹妹。旁邊是一輛鋪著棉絮板車，三個人輪流賣餅，誰累了誰去睡覺。在伏牛堂有時干得非常累，對客人沒辦法笑，我去那兒買雞蛋灌餅，他們依然微笑地跟我聊天。這時我就意識到，我這種累跟他們比，真的是一種書生式的無病呻吟。

　　再舉一個例子，伏牛堂早期有很多新聞媒體關注，天天跟著跑。有次兩位電視臺的同志，一直跟我們拍一個紀錄片。那會兒我們每天工作到晚上2點、3點甚至更晚，一天我們已經兩點鐘收攤了，攝像大哥跟我商量說，我們去環球金融中心旁邊的天橋上，你擺一個45度角仰望星空的造型，我們拍一個空鏡吧。我當時直接無語了，我說：“哥，不行，我太累，我要回去睡覺了。”就回去了。

　　等到第二天早晨這兩位同志又來了，全在那兒狂打噴嚏。我他怎么回事兒，他說當天晚上我沒有去，所以他們兩個人單獨扛著攝像機去天橋上拍天橋去了。4月份北京的晚上還是比較冷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不是我一個人累，不是我一個人苦，其實媒體同志也很苦，誰愿意跟著一個90后的小屁孩，深更半夜拍東西還求著。所以從那兒以后但凡見到有媒體同志來采訪，我只要有時間，一定不給通稿，一定跟他聊，盡量地配合。

　　經歷了這樣三個月的歷練也好、體驗也好，我發現現在我的生活節奏改變了。在馬路上遇到發傳單的同志，我一定接過他的傳單對他笑一下，因為我自己給伏牛堂發過傳單，我知道這個事兒有多難。每天用完洗手間，一定要把洗手間擦干凈，因為我自己給客人收盤子，我知道保潔阿姨一大早起來收拾洗手間有多難；晚上回家看到門口站著的保安大哥還是早上那位，我一定對他笑一下，因為我自己當服務員，我知道腳在地上站一天是什么樣的感覺。

　　這可能是我創業三個月以來最大的收獲，我曾經想，如果我畢業了直接去當公務員、去當律師，我會想什么？說我想的更多的可能是公務員怎么更快地升遷，律師怎么更快地當上合伙人。雖然學校教過我為人民服務，但我從來沒有在學校里見過什么是人民。所以，如果有一天伏牛堂確實經營不善，我回到老路循規蹈矩的生活，怎么辦？可能我真的會坐下來，安安靜靜地想一想，如果我是公務員，怎樣為人民服務。我這個年紀，可能是心懷夢想、迫切要實現個人價值的時候，這時如果一些事情給我們點醒一下，告訴你應該考慮考慮怎么才能為社會創造什么樣的價值，這可能是人生一輩子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