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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王石在“致敬1984”系列活動深圳站上的發言，5月28日刊登于《萬科周刊》，詳細描述了萬科第一次股份制改造的故事。
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我講個故事，你們想聽私人故事還是公司故事？（全場笑）當然公司故事是由個人構成的，在這里還是結合我們今天整個討論主題，講講深圳開始的故事。
1983年，我辭職到深圳
我第一次到深圳是1979年，當時在深圳有名的一個搞工程的公司，當時國內出口到香港的物資要在深圳停一下，要過關。停的過程中，活的家禽、活的牛羊要搞檢疫，我們搞工程搞檢疫消毒的設備。到這里來有非常大的反差：一是檢疫這些動物，很多到這兒就死了，死了就扔下來，臭氣烘烘，又有蒼蠅，條件非常惡劣；同時你晚上又可以收看到香港的電視，看到香港的燈紅酒綠，和我們完全不同的生活。
你說你向不向往呢？你說不向往，那說的不是真話，但是你說向往還不容易，因為隔著一個深圳河，你表示向往，就是看它的電視都屬于違法的。我記得很清楚，我們在工棚上裝了電視，當然你可以收看到廣東電視臺的電視，但是大家都想看香港的電視，還有一個專門管調電視機的頻道的，上面頭頭來了，趕快就轉到廣東電視臺，看的是非常乏味，最后走了又調回來。當時就是這個狀態，現在你們這些80后、90后是不大理解那個時代的狀態的，就是那種意識形態的管制，還有物質生活的貧乏。我們工棚上可以這樣說，每天早上起來，會發現怎么少了一個人？這個人過去了。這是當時的情況。
在深圳結識了當地一座漁村的村長，當時叫大隊長。當時還不是雙休日，星期六晚上到他家里，在他家里可以看香港電視，不用忌諱了，在那兒看電視一直看到早上香港電視臺雪花，停臺，第二天白天繼續看，直到晚上。盡管如此，我們從來沒想到偷渡過去。我記得是1980年、1981年，回廣州已經兩年了，有一天在深圳認識的房東跑去看我，這之前他也來看我，帶著魚、蝦等海鮮產品，這回帶了一箱加州橙，更讓我感到驚訝的，就是這個大隊長的太太燙了一個香港的卷發，一下讓我愣了。他說現在深圳建特區了。這個漁民家的變化對我刺激太大了，你說香港人怎么怎么樣，反正我沒感覺，但是在這個漁村勞動的，他們給我送的禮物不是蝦，是加州橙，繼而我對深圳產生回去的渴望。1983年毅然辭職到深圳。
到深圳之前，我曾經當過兵，上過大學，最后又當過技術員，在政府里面當過公務員，再就是在鐵路上當技術員、工程師，這是我到深圳之前的經歷，那時候32歲。雖然做了那么多事情，總覺得自己想發揮自己的長處，自己有一番抱負，有一番作為，總是感覺這個社會很壓抑，當然別人感覺不到，別人會感到我是幸運。比如說人家下鄉去了，我當兵去了，文化大革命當中去當兵是很榮幸的，而去下鄉那是很不情愿的，當兵回來又上學去了，回來又到了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廣州工作，我是很幸運的，但是我自己始終很壓抑。這樣就感覺到深圳可能給我的人生夢帶來一個可能的機會，就這樣到了深圳。但你說是不是為了錢呢？當然，我向往物質豐富的生活，我向往香港的那種帶著各種電器回來探親，甚至用衛生紙擦汗，這是很正常的，那個時候我們覺得是另外一種生活，這是電影里面才看到的。我當時想過那樣的生活，但是就我的追求來講，更主要的還是要能夠在社會上做出貢獻，大丈夫志在四方，發揮自己的長處去做，我的印象比較清楚的，是《魯賓遜漂流記》、《遠山的呼喚》這些東西，是野性的東西。就這樣到了深圳。
體制的束縛
應該說當時沒有什么特別追求，在深圳創業，很快就賺到了第一桶金，就開始創辦企業。實際上事后回想，你只要敢去，深圳那個地方你只要敢去，賺錢容易，賺很多錢也不是很難，你只要敢去。但是不是你敢去就一直賺錢呢？不一定，所以敢去，賺到錢容易。我們當時在國內來講，改革全部都是國營企業，一種是國營，一種是集體。我們到那里創業，我成立的公司也是國家的，成立公司第一年，我記得很清楚，賺了300萬，第二年之后，改制承包，比如給你基數200萬，200萬上交，100萬就是你的，如果你再賺的多，有個比例，反正你賺的越多分的越多。當時我們公司搞承包是求之不得，就是爭取承包，我不以為然，我就是證明我的能力，我能賺錢，你們看到我的價值我很高興。
1984年創辦企業，到1986年遇到危機，當時主要是進口，進口你得有外匯，你出口外匯怎么來呢？是外部調劑，我調劑了多少呢？調劑了2000萬資金，在當時深圳調劑了2000萬資金，進口、外匯，進口賣人民幣賺錢，花到我賬上還剩800萬美金的時候，總公司老總就說，要把我調走，因為他要投資銀行，如果我同意就把我升成特發公司副總，我當時和特發什么關系呢？特發貿易公司，下面有新一代公司，新一代公司還有股份公司，我和它是四級關系，也就是說你只要同意調走，就跳到總公司。我說我要是不同意呢？老總就說了，你不同意也把你調走。反正我就回答不同意，結果呢？一個禮拜之后就發了個通知書，說你到深圳市黨校處級干部培訓班學習。那次等于是已經任命了新的經理，就讓我來培訓，把他調進去。最終沒把我調走，但是對我刺激特別大，我說自己并不是為了錢，也不怕他查，我也不擔心，什么都清清楚楚。就是你的抱負，你想做一番事業，不成，非常困難。
找市委書記談股改
在這個時候，1986年下了個紅頭文件說股份化改革，紅頭文件很清楚，我這兒屬于集團公司的分公司，上面還有三層，根本輪不到我。但是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這紅頭文件下來之后，集團公司沒有一家想動的，當時還有體改辦，也就是說紅頭文件還得執行，沒有一個集團公司執行，這時候我就找到了體改辦，我說我想改。改革之后，擺脫這種不符合經濟規律的行為方式，現在就要解決第一個問題，產權問題。產權是誰的？你怎么說調就調呢？你根本不顧我的死活，錢你說調走就調走，我簽了合同要進場的，合同怎么執行，下一步怎么辦？他們如獲至寶，可有一家企業愿意改造了。我和我的母公司說了，這時候他們想，你想股份化改造，你現在沒有股份化改造，100%歸我的，你要股份化改造了，就跳出如來佛的手心了，我不同意。好了，他不同意，市政府體改辦也沒有辦法，得總公司給意見，同意改才能讓你改，萬般無奈之下，我就硬著頭皮找到了當時的市委書記兼市長李灝，到了他辦公室。
我記得很清楚，他穿著一個毛背心在練字，說，你來了。實際上那時候我脾氣很大，盡管如此，我哪敢發脾氣，耐心地陳述一遍，意思就是希望市委書記特批一下，因為紅頭文件是市委的決定，他們不響應我響應，但是集團公司阻礙。后來書記說，年輕人，你太操之過急了，我怎么好直接插手你的事呢？我管理的各部委管著下面各公司，我直接插手你，下面各部委怎么運作？我一聽，完了，市委書記半天不表態。沒辦法，那就走吧。他說你等一下，以后你有什么為難之處就找我秘書，給了電話，但是你們之間的聯絡最好不要讓別人知道。比如說找個茶館或者小餐館，我一聽，書記兼市長心底是非常好的，這樣下面各部委就知道，我支持你，他沒說這些話，有什么事就秘密聯絡，不要讓別人知道。改革、萬科股份化就是這么來的。
然后是談判，改革這個錢怎么算呢？做一個臺賬給國家，當時會計事務所核算凈資產是1300萬，1300萬算誰的呢？如果算我的，就不存在股改了，如果算它（母公司）的呢？那我和它談判，我的意見是一人一半，親兄弟明算賬，它說怎么可能？和國家談五五？六-四。我說我六你四，我是裝糊涂，我知道它的意思拿六，我拿四，我心里狂喜，為什么狂喜呢？我那五五只是隨便一說，他就是九一我也沒辦法，因為我首先要界定它到底是誰的，哪怕我只有10%，可以擴股，你國有股要保持住（份額），你必須要跟，你不跟你就得稀釋，后來這樣稀釋，一直稀釋到12%，就是這樣的過程。
顯然，談到萬科的歷史，1984年成立，1988年股改，對萬科意義非常重大，就是產權上確定了這個公司的所有人，公司才能走到今天。今天很多人問我，你這個公司的性質是什么？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環境、對不同的人，我會有不同的回答。你對政府官員可以說國有控股，最大的股東是國有的；我說是公眾公司也沒錯，萬科的股東當中，80%是小股東，第二大股東占2%；按現在最時髦的說法，這個公司是什么性質？我說是混合所有制。你看我說的三個回答都沒有錯，你這個有機會主義，怎么不同的人問是不同的回答？你可以說是機會主義，也可以說是智慧，為什么？中國這個特殊的國情下，你怎么在這個環境中往前推進？為了你個人的抱負，為了你企業的發展，為了這個社會的進步，我是有野心的，我的野心是什么呢？我的野心是把萬科辦成像二戰之后日本產生的一些企業，不僅僅提供產品、服務，使他們有很好的品牌、收入，還帶來社會的進步，對生活方式起著積極正面的引導作用，比如說索尼、豐田、松下，索尼的隨身聽整個改變了人們娛樂消費的方式，我希望萬科能成為這樣的公司，這是我的野心。
今天來說產權，說改革當中的不容易，說改革是自上而下，這個故事可以延伸出很多有意思的方面。在萬科成立30年之際，希望借這個機會，不僅僅是個人的反思和企業的反思，更多的是社會的反思。反思的目的是繼往開來，我們面對未來繼續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