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我對美國孩子在家里做家務、家長付“工錢”的做法，很不以為然。這家不也有孩子一份嗎？難道孩子沒有自己的一份義務，而只對金錢負責嗎？美國家庭教育以金錢計算家務的做法，難道不會把孩子培養成斤斤計較，甚至會與父母計較金錢的人嗎？金錢成了第一推動力，顯然不利于孩子的成長。

　　當然，美國家長對孩子的勞動教育與獨立性、社會化、關愛情懷、生存意識、發現自我、興趣培養等理念有關，但不管這些理念如何高大上，美國孩子的勞動教育一般是從“認錢”開始的。

　　孩子為何沒有錢的概念？

　　許多美國家長從小就給孩子在銀行開戶頭，并把一些家務分派給孩子。但這些家務孩子不是白干的，家長在分派這些家務的時候，就與孩子討價還價，定好價錢。給多少錢干多少活。當然，家務干不好，也要扣錢。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下，每個家庭成員對家庭的責任感、義務感是非常清晰的。既然家庭成員間是一種互相依存的關系，為什么要鼓勵個人的獨立行為呢？以金錢計算家務的做法，說得好聽些是鼓勵個人的獨立行為，說得難聽些是鼓勵個人與家庭對立。當然不為中國傳統文化所接受。

　　盡管從小就聽老人說：咬開錢，能看到血汗，但我們從來沒有因為兒子礦礦做家務而付他一分“工錢”。結果呢？一方面礦礦很不在意錢，基本沒有錢的概念，即使到外面打工掙的工錢也是往我們手上一塞完事；另一方面，礦礦對家務很不熱心，能推則推，能躲就躲，根本沒有主人翁的責任感。每次請他修理草坪，我們都得熱情洋溢地演講一番，他才懶洋洋地起身去割草……

　　其實，中國也有“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之類的說法，但這個方法好像只用在孩子的學習方面，基本不會用在孩子做家務上。

　　在美國，社區收垃圾的時間是每周一次，每家后院都有一兩個碩大的帶輪子帶蓋兒的垃圾桶，在垃圾車來的前一天晚上，需要把桶拉到路邊，垃圾車走后再把垃圾桶拉回來。

　　一次我接礦礦放學時順路帶他的同學回家，那孩子一下車，就順手把路邊的垃圾桶往回拉。我問礦礦：“如果是你，你會主動把路邊的垃圾桶拉回去嗎？”礦礦想了一下，說道：“可能不會。”

　　我想說什么，但又不知道說什么好。

　　沉默了一會兒，礦礦又說：“許多美國孩子從小就這樣做：按爸爸媽媽的吩咐把垃圾桶拉回去的，得5分錢；自己主動拉的會得10分錢……”

　　我說：“你這位同學都高二啦，難道他還是為了多得5分錢，主動去拉那個垃圾桶呀？”礦礦說：“應該不是，大概習慣了，變成一種責任感。”我陷入了沉思……

　　孩子為何“看不見”垃圾桶？

　　我以前認為做家務得報酬，跟爭高分得報酬一樣，致命之處是會淡漠個人的責任和義務。在美國住久了，我開始從正、反兩面去思考這個問題，尤其從正面去思考美國家庭教育以金錢計算家務的積極意義。

　　從理論上說，以“這個家也有你的一份”為理由去教育孩子，就像以“這個國家也有你的一份”“這個集體也有你的一份”作為教育人的道理一樣，完全沒有錯。但為什么我們很難自覺地去為“也有你一份”的國家和集體盡心盡力呢？為什么礦礦眼里就“看不見”家門口的垃圾桶，就不會主動自覺地去為他“也有一份”的家拉回那個垃圾桶呢？

　　許多時候，人的積極性與所處的團體的大小成反比：人在大集體中的積極性和責任心往往不如在小集體中那么高、那么強；在小集體中的積極性又不如在自己的家庭里高。就如同從人民公社，到生產隊集體所有，再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單位越小積極性越高，責任感越強。

　　同理，在孩子還小、責任意識還不強的時候，把責任與金錢掛鉤，益處在于能把虛幻的責任感量化、明確化，使得孩子能明確“擁有多少權利，就必須擔負多少責任、承擔多少義務”。

　　但我始終認為，美國家庭教育以金錢計算家務的做法也是一把雙刃劍，用好了有利于孩子的成長，用不好也會傷了孩子。

　　鼓勵孩子打工是殘酷的明智？

　　美國的中產階級家庭一般都不缺錢花，但家長多鼓勵孩子早些出門打工。有的孩子打兩三份工，什么都干，飯店的服務生、比薩外賣郎、雜貨店“店小二”、修剪草坪小哥、保潔小妹、超市裝袋工、加油站收銀員等，往往是這些初入“江湖”的小子和丫頭青睞的工作。這些工作并不很好干，低的僅達最低限薪線。但孩子們并不計較，因為既能顯示自己的獨立性，又能賺到由自己支配的錢，他們樂此不疲。

　　吃苦是一筆財富，固然很有道理。但是不少美國孩子的打工過分了一些。為了多賺些錢，有的孩子打兩三份工，打那種過多占用學習時間和休息時間的“超時工”，就不值得推崇了。

　　礦礦有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家境算是很富裕的。但他每個星期打5天工，平時每天3小時，周末兩個半天。

　　他父親開修車行，家里有的是錢，據說他父母也愿意先代他繳納上大學的費用，但附加一些“苛刻”的條件：比如，家長有權過問孩子的學習，大學畢業找到工作后需分期償還……他更愿從父母的監護下獨立出來，于是選擇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有一學期，那孩子修的6門課幾乎全部不及格，夏季必須回學校補課，否則無法畢業。

　　礦礦常常為這位好友嘆息：沒有獲得父母的充分支持，本身的資質也有限，但又自強不息地為自己上大學日夜努力創造條件。我倒是很理解他父母的心思：他們知道兒子不是塊“學習的料”，所以不逼他上大學。但兒子本人又一心想上大學，也只能由著他的這種想法在社會磨難中自生自滅……

　　明知孩子能力有限，又死活硬逼著孩子上大學，是做父母的一種不明智的殘酷。

　　明知孩子能力有限，不可能上大學，但又知道孩子一心要上大學，因而“狠心”地看著孩子的大學夢自生自滅，這是做父母的另一種殘酷的明智。

　　美國家庭文化在處理責任與義務這對既互相依存又各自獨立的關系上，有其獨特的見解。中國家庭教育在勞動教育上怎樣掌握這門武器，而不被這門武器掌握，是當下急需研究的問題。

　　（黃全愈 作者系中美教育和文化比較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