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國人口圖鑒

國家統計局發布《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公報顯示，年末全國大陸總人口139538萬人，比上年末增加530萬人，其中城鎮常住人口83137萬人，占總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9.58%，比上年末提高1.06個百分點。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3.37%，比上年末提高1.02個百分點。全年出生人口1523萬人，出生率為10.94‰；死亡人口993萬人，死亡率為7.13‰；自然增長率為3.81‰。全國人戶分離的人口2.86億人，其中流動人口2.41億人。

2018年中國勞動人口跌破9億，人口紅利漸行漸遠

中國把16-59歲年齡段的人劃分為勞動人口。2018年年末該年齡段人口約為8.97億人，比2017年年末減少470萬人。

2018中國各省人口圖鑒 向大城市集中

從比例來看，2018年勞動人口占比64.3%。與此同時，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持續增加，2018年為2.48億人，占比17.9%，比例同比去年增加0.6%。

長期以來，中國都享受著人口紅利。但隨著生育率的下降，中國勞動人口增速放緩，整體數量在2011年達到最高峰值9.41億人，隨后勞動人口絕對數量逐年下降。生產者/消費者的比例也從2011年開始整體趨勢下降，2017年為124.6%。

隨著人口紅利發生拐點，生產者/消費者比例下降，提供服務和勞動的人數下降，消費人口則逐漸增多，那么商品和服務供給可能愈發供不應求，從而導致上漲價格，形成通貨膨脹。

過去的2018年，人口競爭白熱化，鼓勵生育也成為新的風向，這是一個人口被前所未有地重視的時代。
分省區市來看，2018年各地的人口增長表現如何？常住人口增長最快的地區是廣東、浙江、安徽、河南、山東、廣西等地;但統計數據顯示，全面二胎政策在多地未能挽救生育率下降的局面。

廣東依然保持了其人口第一大省的地位，過去一年的人口增長表現可圈可點，增量位列已公布數據的25個省區市第一，并且連續第4年人口增量達到百萬級。

衡量一個地方對人口是否有吸引力，“宜業”仍然是最核心的標準，生育則是影響地區人口數量的另一因素。疊加這雙重影響，人口變化是否將改寫未來區域經濟競爭格局？這是有待長期觀察的命題。

人口正被各地視若珍寶，誰得誰失？

3月18日，記者梳理從廣東省統計局及《2019廣東統計概要》獲得的數據發現，2018年廣東常住人口增加177萬，連續第四年達到百萬級。

其中，受出生率降低的影響，人口自然增長的貢獻在減弱，2018年廣東人口自然增長的數量由上一年的101.53萬人減至92.76萬人，這也表明人口機械增長（人口流入）做出了更大貢獻。 
 
另一方面，雖然廣東斬獲頗豐，但也面臨著區域分化加劇的問題。2018年177萬人口增量中超過150萬人集中在珠三角，占比達84.74%，這一比重近年基本都在80%以上。 
 
不僅如此，珠三角內部9市也在分化，第一梯隊廣州、深圳分別增加40.6萬、49.83萬，佛山和珠海分別增加24.9萬和12.57萬，但其余5市均只有數萬人口增量。

廣東人口增量再超蘇魯浙總和

2018年，廣東常住人口增加177萬人，比2017年的增量多7萬人，延續了近年來人口增速逐漸有所提高的態勢，并已連續4年人口增長超過100萬人。

可供參照的是，粵蘇魯浙四個經濟大省中，2018年江蘇常住人口增長21.4萬人，浙江增長80萬人，山東增長41.4萬人，廣東的人口增量超過其他三省之和。 
 
支撐廣東人口加快增長的動力是什么？

2018年廣東人口增量中，自然增長92.76萬人、機械增長84.24萬人。對比2017年的101.53萬人和68.47萬人，出現“一降一升”。更為直接的是，2018年廣東出生人口迎來拐點，出生143.98萬人，較2017年的151.63萬人減少7.65萬人，結束增勢。換言之，盡管人口自然增長仍是主力，但貢獻卻在下降，其人口增量之所以能擴大，主要得益于機械增長加速的支撐。

浙江亦如此，近3年人口增量持續提高，但自然增長人口占全部新增人口的比重卻在逐年下降，過去3年依次為62.15%、53.28%和38.75%。

山東2018年自然增長60.96萬人，但人口總數只增加41.41萬人，意味著19.55萬人流出，2017年情況也類似。作為政策放寬后生育意愿較強的省份，近年山東人口增長依靠自然增長支撐，但人口流出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這一優勢，同時，人口自然增長勢頭的減弱正構成新的挑戰。

事實上，2018年4省人口自然增長率都明顯下降，廣東從2017年的9.16‰降為8.24‰、浙江從6.36‰降為5.44‰、江蘇從2.68‰降為2.29‰、山東從10.14‰降為6.08‰。這其中，廣東人口自然增長率仍相對較高;江蘇低于全國3.81%的平均水平;山東則下降最快。

由此也不難看出，廣東人口增量之所以能再創新高，并連續兩年超過蘇魯浙之和，關鍵在于廣東仍有較高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同時人口流入加速，部分抵消了前者的疲軟。

就吸引人口而言，廣東具備多重優勢，包括氣候宜居;近年經濟發展與轉型升級成效顯著，新經濟創造了大量優質崗位，并且市場經濟歷來相對發達，中小民營企業眾多，更能靈活和多元地吸納人口，“經濟決定就業，就業決定人口”。

胡剛還表示，廣東許多城市率先推出并持續強化的人口政策也產生了明顯效果，最突出的是大幅降低戶籍門檻，包括廣州和深圳在內的城市落戶政策都已經非常寬松了。一個人的落戶往往會帶來家人的遷入，并且穩定性相對較高。

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分析，未來廣東人口流入將有可能承壓，因為全國人口增長在放緩。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將構成廣東人口增長的新動力，但不能夸大它的作用，粵港澳大灣區對人口的需求將更注重素質而非數量。

人口向大城市集中

生育和人口流入的雙重優勢，并不意味著廣東就此可以“躺贏”。

廣東同時是經濟和人口第一大省，但與其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一致，人口分布也不均衡。2018年全省1.1346億人口中，粵東、粵西和粵北12個地市占45%，這些地區的面積約占全省七成。

分化還在加劇。2018年，盡管廣東21個城市全部實現人口增長，但有150萬的增量集中在珠三角地區，而粵東、粵西和粵北分別僅增長5.55萬人、14.88萬人和6.12萬人，部分城市人口增量只有數千，如河源增約2800人、揭陽約3400人。

記者進一步梳理發現，過去5年間，珠三角新增人口占全省比重分別為60.23%、88.71%、82.81%、89.44%和84.74%，持續維持在較高水平。一些年份出現了個別非珠地區人口負增長的情況，如2017年粵東減少了3.32萬人。

“人口均衡并非人口平均。”胡剛說，未來隨著珠三角擴散效應的進一步增強，輻射帶動粵東西北，后者人口有望增加，進而實現廣東全省人口分布動態再平衡。

另一方面，看似“大贏家”的珠三角，也存在人口失衡問題。

作為珠三角的核心城市，廣州和深圳處于第一梯隊。2018年，兩市常住人口分別增加40.6萬和49.83萬，盡管較2017年的45.49萬和61.99萬均有所下降，但仍十分可觀，二者相加不僅占據了珠三角地區高達71.43%的份額，放眼全國來看也都排名前列，遠超杭州、成都、南京等“新一線城市”。

佛山和珠海同樣表現不俗，2018年分別增加24.9萬人和12.57萬人。其中，佛山在2017年就已出現人口增長爆發，當年增加19.4萬人，遠超2016年的3.21萬人。。

珠海則是在2018年才有突出的人口增長，此前珠海每年的人口增量不足10萬人，一些年份甚至才只有一兩萬的人口增長。對珠海而言，近年隨著港珠澳大橋的建成通車，其區位優勢增強。

惠州、東莞、中山、江門和肇慶形成了另一個陣營，2018年人口增長都并不突出，分別增加了5.3萬人、4.97萬人、5萬人、3.65萬人和3.63萬人。

胡剛表示，作為一線城市，廣州和深圳就業崗位豐富、工資水平較高，對區域內乃至全國人口都有很強的吸引力。

多國推出鼓勵生育政策

2018年，包括日本、俄羅斯、中國等在內的國家都出現了出生率減緩的跡象。

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2018年日本人口數量減少約44.8萬;到2050年，日本每年人口減少量將達到90萬。

據俄羅斯聯邦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18年俄羅斯人口10年來首次下降，截止2019年1月（1日），俄羅斯人口為1.46794億人，在過去一年人口數約減少了8.6萬。

中國統計局1月21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年末，中國大陸人口總數約為13.95億人，全年出生人口1523萬人，人口增加比上年末增加530萬人。

此外，人口出生率由2017年的12.43%降至10.94%。

因此為了測井人口增長，都推出了相關的鼓勵生育政策。

日本：

1：新生兒出生之前的產檢幾乎免費，一直到15歲都可以領取相關的補助。

2：所有的新生兒都可以享受免費的醫療政策，高中之前不用交學費。

3：如果一個家庭有多個新生兒，申請廉租房的時候還能有巨大的優惠，工作五年以上的家庭還可以以最低的利率貸款等。

俄羅斯：

普京政府推出“人口新政”，出臺“母親基金”、《健康俄羅斯國家規劃》等一系列法律法規。
重新啟用“英雄母親”稱號號召多生，加大對多子女家庭的經濟補貼力度，鞏固家庭穩定，加強醫療保障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合理調整移民政策等。

中國：

繼放開“單獨二孩”政策后，“十三五”伊始，政府進一步調整生育政策，全面放開二孩生育。
官方稱2018年人口總量平穩增長

對于“中國人口負增長、人口紅利消失”的言論，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回應稱，2018年中國人口保持正增長，全年出生人口1523萬人，這個數字是很可觀的，而且勞動力資源近9億人，中國的人口紅利仍然存在。人口的數據需要長期觀察，不必過度解讀。
 
寧吉喆在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發布會上介紹，2018年末中國大陸總人口（包括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役軍人，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省以及海外華僑人數）139538萬人，比上年末增加530萬人。

全年出生人口1523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0.94‰;死亡人口993萬人，人口死亡率為7.13‰;人口自然增長率為3.81‰。

從性別結構看，男性人口71351萬人，女性人口68187萬人，總人口性別比為104.64（以女性為100）。
從年齡構成看，16至59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89729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4.3%;60周歲及以上人口24949萬人，占總人口的17.9%，其中65周歲及以上人口16658萬人，占總人口的11.9%。

從城鄉結構看，城鎮常住人口83137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790萬人;鄉村常住人口56401萬人，減少1260萬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城鎮化率）為59.58%，比上年末提高1.06個百分點。

全國人戶分離人口（即居住地和戶口登記地不在同一個鄉鎮街道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2.86億人，比上年末減少450萬人;其中流動人口2.41億人，比上年末減少378萬人。

2018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000萬以上。280萬人易地扶貧搬遷順利完成，預計有280個左右貧困縣脫貧摘帽。

一、2018中國人口圖鑒  2018年各地的人口增長表現如何?

過去的2018年，人口競爭白熱化，鼓勵生育也成為新的風向，這是一個人口被前所未有地重視的時代。

分省區市來看，2018年各地的人口增長表現如何？常住人口增長最快的地區是廣東、浙江、安徽、河南、山東、廣西等地；但統計數據顯示，全面二胎政策在多地未能挽救生育率下降的局面。

廣東依然保持了其人口第一大省的地位，過去一年的人口增長表現可圈可點，增量位列已公布數據的25個省區市第一，并且連續第4年人口增量達到百萬級。

衡量一個地方對人口是否有吸引力，“宜業”仍然是最核心的標準，生育則是影響地區人口數量的另一因素。疊加這雙重影響，人口變化是否將改寫未來區域經濟競爭格局？這是有待長期觀察的命題。

人口正被各地視若珍寶，誰得誰失？

3月18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從廣東省統計局及《2019廣東統計概要》獲得的數據發現，2018年廣東常住人口增加177萬，連續第四年達到百萬級。

其中，受出生率降低的影響，人口自然增長的貢獻在減弱，2018年廣東人口自然增長的數量由上一年的101.53萬人減至92.76萬人，這也表明人口機械增長（人口流入）做出了更大貢獻。

另一方面，雖然廣東斬獲頗豐，但也面臨著區域分化加劇的問題。2018年177萬人口增量中超過150萬人集中在珠三角，占比達84.74%，這一比重近年基本都在80%以上。

不僅如此，珠三角內部9市也在分化，第一梯隊廣州、深圳分別增加40.6萬、49.83萬，佛山和珠海分別增加24.9萬和12.57萬，但其余5市均只有數萬人口增量。
廣東人口增量再超蘇魯浙總和
2018年，廣東常住人口增加177 萬人，比2017年的增量多7萬人，延續了近年來人口增速逐漸有所提高的態勢，并已連續4年人口增長超過100萬人。
可供參照的是，粵蘇魯浙四個經濟大省中，2018年江蘇常住人口增長21.4萬人，浙江增長80萬人，山東增長41.4萬人，廣東的人口增量超過其他三省之和。

支撐廣東人口加快增長的動力是什么？

2018年廣東人口增量中，自然增長92.76 萬人、機械增長84.24萬人。對比2017年的101.53萬人和68.47萬人，出現“一降一升”。更為直接的是，2018年廣東出生人口迎來拐點，出生143.98萬人，較2017年的151.63萬人減少7.65萬人，結束增勢。換言之，盡管人口自然增長仍是主力，但貢獻卻在下降，其人口增量之所以能擴大，主要得益于機械增長加速的支撐。

浙江亦如此，近3年人口增量持續提高，但自然增長人口占全部新增人口的比重卻在逐年下降，過去3年依次為62.15%、53.28%和38.75%。

山東2018年自然增長60.96萬人，但人口總數只增加41.41萬人，意味著19.55萬人流出，2017年情況也類似。作為政策放寬后生育意愿較強的省份，近年山東人口增長依靠自然增長支撐，但人口流出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這一優勢，同時，人口自然增長勢頭的減弱正構成新的挑戰。

事實上，2018年4省人口自然增長率都明顯下降，廣東從2017年的9.16‰降為8.24‰、浙江從6.36‰降為5.44‰、江蘇從2.68‰降為2.29‰、山東從10.14‰降為6.08‰。這其中，廣東人口自然增長率仍相對較高；江蘇低于全國3.81%的平均水平；山東則下降最快。

由此也不難看出，廣東人口增量之所以能再創新高，并連續兩年超過蘇魯浙之和，關鍵在于廣東仍有較高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同時人口流入加速，部分抵消了前者的疲軟。

3月18日，暨南大學教授胡剛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就吸引人口而言，廣東具備多重優勢，包括氣候宜居；近年經濟發展與轉型升級成效顯著，新經濟創造了大量優質崗位，并且市場經濟歷來相對發達，中小民營企業眾多，更能靈活和多元地吸納人口，“經濟決定就業，就業決定人口”。

胡剛還表示，廣東許多城市率先推出并持續強化的人口政策也產生了明顯效果，最突出的是大幅降低戶籍門檻，包括廣州和深圳在內的城市落戶政策都已經非常寬松了。一個人的落戶往往會帶來家人的遷入，并且穩定性相對較高。

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分析，未來廣東人口流入將有可能承壓，因為全國人口增長在放緩。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將構成廣東人口增長的新動力，但不能夸大它的作用，粵港澳大灣區對人口的需求將更注重素質而非數量。

人口向大城市集中

生育和人口流入的雙重優勢，并不意味著廣東就此可以“躺贏”。

廣東同時是經濟和人口第一大省，但與其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一致，人口分布也不均衡。2018年全省1.1346億人口中，粵東、粵西和粵北12個地市占45%，這些地區的面積約占全省七成。

分化還在加劇。2018年，盡管廣東21個城市全部實現人口增長，但有150萬的增量集中在珠三角地區，而粵東、粵西和粵北分別僅增長5.55萬人、14.88萬人和6.12萬人，部分城市人口增量只有數千，如河源增約2800人、揭陽約3400人。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進一步梳理發現，過去5年間，珠三角新增人口占全省比重分別為60.23%、88.71%、82.81%、89.44%和84.74%，持續維持在較高水平。一些年份出現了個別非珠地區人口負增長的情況，如2017年粵東減少了3.32萬人。

“人口均衡并非人口平均。”胡剛說，未來隨著珠三角擴散效應的進一步增強，輻射帶動粵東西北，后者人口有望增加，進而實現廣東全省人口分布動態再平衡。

另一方面，看似“大贏家”的珠三角，也存在人口失衡問題。

作為珠三角的核心城市，廣州和深圳處于第一梯隊。2018年，兩市常住人口分別增加40.6萬和49.83萬，盡管較2017年的45.49萬和61.99萬均有所下降，但仍十分可觀，二者相加不僅占據了珠三角地區高達71.43%的份額，放眼全國來看也都排名前列，遠超杭州、成都、南京等“新一線城市”。

佛山和珠海同樣表現不俗，2018年分別增加24.9萬人和12.57萬人。其中，佛山在2017年就已出現人口增長爆發，當年增加19.4萬人，遠超2016年的3.21萬人。。

珠海則是在2018年才有突出的人口增長，此前珠海每年的人口增量不足10萬人，一些年份甚至才只有一兩萬的人口增長。對珠海而言，近年隨著港珠澳大橋的建成通車，其區位優勢增強。

惠州、東莞、中山、江門和肇慶形成了另一個陣營，2018年人口增長都并不突出，分別增加了5.3萬人、4.97萬人、5萬人、3.65萬人和3.63萬人。

胡剛表示，作為一線城市，廣州和深圳就業崗位豐富、工資水平較高，對區域內乃至全國人口都有很強的吸引力。

董玉整則分析，大城市的人口總量增加并非無止境，這背后的原因包括城市產業結構調整導致的人口人才需求變化；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措施調整，控制大城市人口總量增長成為許多城市的共同策略等。

此外，胡剛認為，上述趨勢有可能導致“大城市病”，一個重要的破解方法是依靠都市圈的形成來更合理地引導人口分布。通過構建“中心城市+周邊若干城市”的都市圈，打破城市間壁壘，一方面滿足人口向中心聚集的需求，同時強化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聯動，讓部分人口合理分布在外圍區域，避免中心密度過高。

“都市圈將成為影響未來城市人口發展的重要力量。”胡剛說，近年軌道交通的發展為都市圈的加速構建提供了現實支持，但未來還需在配套政策等方面進一步探索。

二、中國人口形勢雪崩，大多數人卻根本沒想太多……

當絕大多數人還在為2017年中國經濟6.9%的超預期增長彈冠相慶的時候，經濟學家馬光遠卻被2017年的人口數據驚呆了：

2017出生人口1723萬人，比2016年減少了63萬人，這一數據比之前各方的最低預測還要更低；2017年人口出生率比2016年下降了0.52‰，只有12.43‰，這一數據比日本的出生率還低，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到了5.32‰的驚人低生育水平。

國家衛計委在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之初曾預測出生高峰將出現在2018年，對2017年出生人口的最低預測為2023.2萬。而最新的數據表明，出生高峰在2017年就過去了，2017年出生人口比衛計委的最低預測還要少整整200萬。

峰值沒有形成，面臨的卻是人口塌陷式的下滑。

無獨有偶，人口學者梁建章日前也撰文稱，隨著生育堆積結束后育齡女性數量的銳減，出生人口將在2018年進入雪崩狀態，在之后十年將以每年減少30萬到80萬的速度萎縮。但現在看來，出生人口雪崩比我們預料的來得更早，也更加迅猛。

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你能想象得到，出生人口雪崩，到底會有多恐怖嗎？

01

中國的經濟奇跡，得益于人口紅利

從某種層面上講，中國過去30多年所創造的經濟奇跡，與世界上其他經濟體的增長其實并無顯著特別之處，一言以蔽之，可以理解為：在體制上松了綁，輔以巨大的人口紅利。

從上圖可以清晰看出，開始大力推行計劃生育的1971年是中國人口變化的一個明確分水嶺。

自1962年開始，中國進入連續8年的人口高增長時期。這8年中，人口出生率最高達到43.6‰，平均水平在36.8‰；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穩步下降，1970年降到7.6‰。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這一階段的人口年均自然增長率達到27.5‰，年均出生人口達到2688萬人，8年時間凈增人口1.57億。

如果給予人口出生與GDP增長17年的周期間隔，中國GDP的高速增長，幾乎與中國的人口出生率與人口自然增長率顯著正相關：1978年改革開放后經濟進入高增長軌道不是偶然的。17年正好是一代人長成的時間，正是因為從1962年到1970年連續8年的高人口出生率與增長率，才為后面30年提供了足夠的勞動適齡人口——這就是經濟增長的秘訣。

對于勤扒苦做的中國人，只要他還年輕，能干得動活，同時放松一些捆綁在他身上的體制束縛，他就能創造出令人滿意的GDP——最新的案例是西班牙。這個南歐國家因為議會選舉沒有任何政黨達到多數，導致在8個月里是“無政府”的，但其GDP增速達到了3%，是歐洲平均水平的2倍。7月份最新民調，只有2.3%的西班牙居民認為沒有政府會是個問題，西班牙著名經濟學家Gabriel Calzada 如此評論：2016年上半年，是過去幾十年來西班牙最美好的時光……

而改革開放，正是對束縛在這些人口身上的繩索做了松綁。

1971年，中國開始全面計劃生育，特別是70年代后期，是中國人口發展出現根本性轉變的時期。政府陸續制定和完善了明確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高出生、高增長的勢頭被迅速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自此一路下滑，從1971年的23.4%，一路不回頭下滑到2015年的4.96%，而生育率（婦女一生生育的子女數量）也從1990年開始連續25年低于種群正常更替水平（保證種群不萎縮的生育率），人口“青黃不接”的直接后果，是勞動適齡人口的不斷減少，整體人口的極度老化和急劇萎縮。

而GDP增速脫離雙位數區間，恰好也就是從中國勞動適齡人口開始絕對減少的2012年開始的——某種意義上講，這絕非偶然。

在經濟學上，這被稱為“劉易斯拐點”。日本在1990年進入這個拐點，從此開始了長達25年的衰退與疲軟。

基于以上分析，如果有人告訴你：人口問題將是中國未來面對的最大噩夢，中國人口可能永遠也到不了15億，而且在迅速老去，你信嗎？

02

2100年中國人口跌至6億？

我們中的大部分或許應該慶幸：自己不太可能活到2100年。不然，你會看到一個讓人瞠目結舌的中國：人口消失一半！

聯合國人口署最新發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訂版，預計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將出現倒“V”型反轉，在低生育率狀態下加速下滑跌破10億至6.13億。在不到百年時間里，從人口大爆炸反轉為人口大坍塌。

中國人口增長趨勢預測，分為低生育率、中等生育率、高生育率三種方案，來源：聯合國人口署

人口和統計學者黃文政認為，即使全面放開并大力鼓勵生育，本世紀末中國人口也難以超過8億。聯合國對中國人口的低預測值（6.13億）比較合理，而中預測值（10億）嚴重高估，更不要說高預測值了。

對于這一雪崩式的人口大萎縮，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這絕不可能！看看城市多擁擠就知道中國人口太多了！

現實告訴我們，人口問題一點也不樂觀。

首先是人口絕對數量自然增長的逆轉。即使按照1.8的總和生育率來推算，中國人口也將在2030年開始負增長。

如果這種人口負增長疊加快速的人口老化，這種“雙殺”的人口結構，對于經濟增長就是噩夢。

從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來看，中國人口結構最年輕的時候是1964年，當時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不足4%。而此前的1963年正是中國人口生育率最高的年份，一個婦女平均要生好幾個孩子。而1964年開始，中國就進入了持續“變老”的進程中，老齡化曲線一路向上。

IMF沒有想到的是，他們對中國生育率的假設實在太樂觀了：不談2015年抽查出來的那個很駭人的數字，就按照2016年人口普查的結果，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也只有1.7，遠遠不到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2.1。

這還是在全面兩孩政策開放以后的結果。

要知道一直以生育率低為代表的瑞典生育率就是1.7，因為生育率低人口已經連續45年負增長的德國，總和生育率也有1.5，而要維持一個國家的長久正常的發展，總和生育率必須超過2.1，也就是俗稱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這種低生育率將導致兩個直接后果：整體人口的急劇萎縮和整體人口的極度老化。

典型的金字塔型，堪稱完美。

按傳統慣例，一個國家65歲以上老人占比超過7%，即表明進入了老年社會。國家統計局《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公布的數據是：2015年中國13.74億人口中，60歲及以上的老人2.2億，占總人口比例為16.1%；65歲及以上人口數1.43億人，占比10.5%。

把時間軸拉長：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在1982年僅為4.9%，1990年為5.6%，2000年為7.1%，2010年為8.9%，2014年為10.5%，老齡化呈加速上升狀態。

不難發現，中國老齡化包攬兩個世界第一：老齡人口數量世界第一；老齡化速度世界第一。

相比日本44.6歲的平均年齡，平均年齡36.7歲的中國也許還不算老氣橫秋，但相比平均年齡26歲的印度，我們真的還能那么自信：我們只是在蟄伏，21世紀還是我們的？

03

出生人口雪崩，到底有多可怕？

必須承認，低生育率對中國未來的負面影響可能遠遠超過大部分人的想象。

新生人口減少，中國面臨的是問題是人口結構得不到優化，老齡化挑戰日益嚴峻。

人口學者姚美雄判斷，中國未來人口將呈現嚴重少子化疊加快速老齡化、適婚人口性別比失衡的結構扭曲狀態。可想而知，中國未來將面臨的養老壓力、勞動力短缺壓力以及經濟發展動力不足問題。經濟活力不足，反過來也進一步抑制生育水平。

在梁建章看來，低生育率將會嚴重威脅國家安全。

中國城市長期實行“一胎化”，農村通常生女孩的家庭才會選擇生二胎，因此執行政策的家庭一般最多一個兒子。中國曾有“獨子不當兵”的傳統，很多國家也對獨子從軍有特別規定。但長期的生育政策導致獨子成中國兵員主體，這將影響中國的戰爭潛力和外界對中國戰爭意志的判斷。

長期低生育率還會惡化財政收支而擠壓國防經費。中國近年國防工業突飛猛進，與發達國家的裝備差距逐步縮小。這得益于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強大的研發能力，但人口萎縮將削弱這些基礎。維持同等軍力，人口減一半，人均分攤增加至少一倍。

目前的生育狀況也在改變中國邊疆的地緣政治形勢。清末民初內地民眾的“闖關東”確保了中國人在東北的絕對多數，讓東北幾經波折卻未丟失。但目前東北出生人數持續萎縮，生育率遠低于周邊的朝鮮及俄羅斯，就算穩定在現有水平，最終也只能保持當前一半的人口。低生育率下的東北經濟發展低迷。

而人口興衰論學者則認為，人口劇減將會導致中華文明衰微。

在歷史上，中國并非僅僅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文明，是東方文明的代表！作為一個文明，中國現在并無人口優勢。相對較低的生育率已經讓中華文明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過去200年中不斷萎縮，從四個文明中人口最多降為與印度文明相似的末位，并將很快被印度文明大幅超過。

西方社會學之父孔德曾斷言，“人口即命運”。一個文明或種族，不論其科學、文化或社會發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上長期處于劣勢，最終必將沒落。

即使在2015年全面放開生育，但如果無法顯著提升生育率，中國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將急劇萎縮，到本世紀末將變得微不足道，中國的分量將一落千丈，中華文明將徹底衰微。

簡單來說，伴隨著這種出生人口雪崩的大概率，是中國的經濟規模將不斷萎縮，規模效應持續弱化，最終喪失綜合性的產業優勢，人均收入下降，國力全面衰退，屬于中國的世紀，可能就此做結。

04

除了廢除計劃生育，還能做些啥？

上文提及的可怕后果是不治之癥嗎？

是，也不完全是。能改善或者延緩這種狀況的唯一救星是——生育率。

正常來說，當下的中國，即使沒有大規模戰爭、瘟疫、自然災害，每個婦女平均生育2.2個孩子才能保證種群的世代更替——而中國生育率已經25年低于這個更替水平。

為此，馬光遠呼吁，盡快徹底廢除計劃生育政策。在他看來，計劃生育政策已經沒有任何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應該看到，即使廢除了計劃生育政策，面對生孩子的種種顧慮，也未必能夠逆轉人口下滑的態勢。

原因不復雜，長期生育限制、生育成本高、生育觀改變導致的民眾整體生育意愿走低，這種低生育意愿和低生育率的現實短時間里很難得到逆轉。

現代化過程中，增加養育孩子的實際成本與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大大提升，養育孩子是一種以自己的艱辛付出來給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利他行為，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現象。而這種下降抵消養育的規模效應也將不斷自我強化，惡性循環。

基于此，梁建章建議，要為孩子減稅和補貼。

梁建章稱，在養老社會化的背景下，這種做法在經濟學上是合理的，在社會道義上也是公平的。對養育孩子的家庭來說，孩子接受免費的公立義務教育，相當于家庭享受了政府的教育補貼，但孩子長大后繳納的用于支持社會養老的社保等稅金，則相當于這個家庭未來對社會養老體系的補償。

綜合世界中高收入國家的情況來看，政府的教育投入一般占GDP的5%，而養老支出占15%。因此，相對于個人收入，養育一個孩子意味著從政府獲得了5%的教育補貼，但未來則貢獻了15%來支持社會養老體系。因此，公平來看，政府對每個小孩應該補貼人均收入的10%（15%-5%）才足以補償養育家庭對社會的付出。

比如，受到長期低生育率的拖累，日本經濟一直萎靡不振，如何提升生育率成為日本社會的難題。而根據今年1月9日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的報道，日本小鎮Nagicho在推出生育補貼等鼓勵生育措施后，生育率從1.4提高到2.8。這個消息給深受低生育率困擾的日本社會透出了一線生機。

那么，政府是否有財力承受這種養育扶助呢？

根據財政部的數據，個人所得稅只占公共財政收入的6%左右，所以按孩子抵稅的方式來減少個人所得稅對國家財政影響非常有限。實際上，中國民眾的整體稅賦放在全世界范圍來看都算是比較高的，尤其是相對于民眾享受到的公共福利來說更是如此。

因此，降低稅賦并補貼家庭應該是財富再分配的基本方向。長期來看，對孩子的補貼本質上是對于本國人力資源，也就是未來的投資。相對于當下普遍“過剩”的中國經濟來說，投資于人力資源恰恰是回報最高的選擇。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美國稅改法案也自然引起了中國社會的特別關注；該法案會對中美經濟互動產生何種影響以及中國是否也需要減稅成為財經界的熱點話題。

不久前，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了自1986年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稅改法案。根據該法案，美國聯邦企業所得稅率將從35%降至21%；而個人所得稅的大部分稅率也有所下降，其最高稅率從39.6%降至37%。

梁建章認為，應對美國減稅方案的最好方式，就是減免養育家庭的個人所得稅。這樣短期可以提振中國的內需，長期有利于提升過低的生育率，進而維持中國的人力資源優勢。

目前中國老齡化還只是剛剛開始，補貼生育在財政上還可以承擔。但如果錯過當前時機，隨著人口老齡化的進一步加劇，屆時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財力都可能捉襟見肘，更遑論去補貼沒有短期收益的養育事業了。

此外，未來10年，處于育齡高峰期的女性將減少40%左右，再加上全面二孩實施導致的生育堆積釋放結束，如果不大力鼓勵生育，中國的年出生人口將以每年減少30萬到80萬的速度雪崩，最終威脅中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因此，在財力上大力扶助生育正當其時。